家庭作坊式的“托儿所”里，三五个孩子被“圈养”在民房中，进行户外活动时被拴着绳子——发生在西北地区某城市居民小区内的此情此景，一经媒体曝光，不仅引发人们对这些幼儿境遇的关心，更引发对学前教育供需矛盾、民间力量办学与政府监管等一系列问题的关切。
有人把这些小作坊式的民间托幼机构的出现，视为“入园难、入园贵”的结果，并据此提出“政府资源配置不足、监管不力”的责难。坦率地讲，这种推理有点简单粗暴。托幼需求旺盛而新的服务形态不断产生，确实折射出当前我国学前教育所面临的现实挑战：随着人口出生高峰的到来，各地学龄幼儿涌入托儿所、幼儿园，学前教育面临巨大压力。近年来，全国部分地区的在园人数高峰时甚至达到入园人数低谷时期的三倍。不过，不少地方政府已提前按计生部门预测的人口出生规模改扩建幼儿园，并不断增加投入，提高办园水平。统计结果表明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在入园人数持续增长的背景下，各省市毛入园率仍有较大幅度提高，显示出政府在学前教育服务方面的履职力度。
不过，饶是如此，不少家长仍感觉入园难。客观上说，幼儿园增建与需求的增速相比有一定的滞后性；同时，公办资源的标准化供给与日益多元的民众需求难以匹配，则成为入园矛盾的重要因素。海归人士希望幼儿园提供国际视野教育并愿意高额付费，大城市的家长们希望孩子能进老牌名园，城市务工人员希望随迁子女有个安全但低价的托管去处，偏远乡村的家长则希望孩子不跑那么远的路……旺盛但参差不齐的学前教育需求，呼唤差异化的市场供给，并催生多元的服务形态。
民办托幼机构既有实力雄厚的高档幼儿园，也有应物美价廉需求而生的家庭作坊式托幼机构。但是，部分机构打擦边球游走在监管之外，导致“牵绳遛孩子”现象的产生，进而引发争议：学前教育作为政府公共服务，政府责任何在？与义务教育不同，学前教育与高等教育性质类似，在多数国家都属于“准公共服务”，属于家长自愿选择并分担成本的一种教育服务，本身存在层次差异。即便是公益性的准公共服务，也无法实现一刀切式的公平——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只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，无法一步到位实现全纳。
既要满足入园需求，又要保障托幼质量，政府不仅需要扩容公共资源，而且要利用好市场力量。笔者建议，政府通过健全补贴机制，可确保处于收入低端的群体也能有公平的入园、入托机会。同时，向符合条件的民办幼儿园购买学位，解决部分地区幼儿就近入园需求。再次，实施动态的分类管理，确保各层次托幼机构质量。如针对城市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群体庞大的入园需求，上海近年来按民办三级园标准，对已存在的民间托幼机构纳入监管与扶持。而针对家庭作坊式的托幼机构则需要制订“看护点”标准，进行规范管理。此举既让更多孩子得到看护，又整体提升了学前教育水准，避免“牵绳遛孩子”等问题出现。
